从故事文本形式看,《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在散文叙述中亦有诗偈韵文,韵散相间,显示出讲唱作品的特点。散文叙事故事交代情节,诗偈重复故事情节描述内心活动。散文叙事中四言句式运用较多,韵文诗偈则全用七言,用“有偈”“有诗为证”“作诗一首曰”等引出。与之相较,《金牛太子宝卷》中散文较少,诗偈占大半,且诗偈有五言七言和三三四的十言句式,句式更加丰富,更加充分体现出民间讲唱的特点。 以上几个方面都表明了《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与《金牛太子宝卷》的一致性,可以确定,《金牛太子宝卷》与《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的关系非常紧密,其关系不外乎以下两种可能:《金牛太子宝卷》直接由《第七地》发展而来;《金牛太子宝卷》与《第七地》来自共同的祖本。 四唐代写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所载故事内容,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栴陀罗颇黎国王在外的时候,第三夫人生了太子,另两位夫人设计用猫子调换太子,将太子喂食母牛,并谎报国王。三夫人被打入磨坊做苦工。母牛生下银蹄金角牛犊,国王十分喜欢。两位夫人假装生病,要吃牛犊心肝治病,国王无奈,令屠户杀牛犊。牛犊求屠户放过,屠户用天帝释变的死黑狗的心肝替之。牛犊出城行至舍婆提国,逢王女招亲,选中牛犊,王怒欲杀女,天帝释变作大臣劝解,遂逐牛犊公主出城。至金城,牛犊脱去牛皮,变回人身,称作金城国天子。太子公主潜回栴陀罗颇黎国探母。又集金城舍婆提两国兵马赴栴陀罗颇黎国,对国王讲明真相,救出母亲,国王欲杀两位夫人,太子阻之。国王让位出家,太子报恩,封屠户为国相。太子及母亲肉身成佛。两位夫人不悔改,被天帝释惩罚而死。 最末还有关于如来佛讲经之效果及故事人物来历的简单交代。 从故事内容情节人物看,这部《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与《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几乎相同,后者无疑是由前者发展演化而来。 那么《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佛经呢
据方广锠先生考察,该经原名《银蹄金角犊子经》,别名《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最早著录在隋彦琮编写的《众经目录》卷四中,称“《银蹄金角犊子经》,一卷”,被判为疑伪经。唐代的几部经录也有著录,如明佺等编《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录作“《银蹄金角犊子经》,一卷”,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除录其本名外,还著录了它的别名《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二十八亦著录,内容同《开元释教录》。以上著录均遵从隋彦琮的判断,归入疑伪经之属。此后的一千多年中,《银蹄金角犊子经》一直被当作疑伪经对待,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录,世间亦无传本。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这件《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晚唐写本,可谓名副其实的孤本。方广锠先生举出13个例证加以详考,认为该经非伪经,而是印度佛教初期密教所撰写的佛本生故事,属于翻译典籍。其结论得到学界认同。 此外,韩日中等国学者朴炳东牧野和夫齐藤隆信及方广锠等先生还根据韩国所存《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之第七地《金犊太子传》,考察了这部佛本生故事典籍在朝鲜流传的情况。李小荣先生则讨论了《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与“狸猫换太子”故事的关系。方先生还推测《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自八世纪失传,仅存于朝鲜半岛,至清代回流影响到“狸猫换太子”故事。经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考察,有关《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来历性质以及流传影响等有关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澄清,使这部久佚的典籍得以“验明正身”,重新为世人所认知。 据上可知,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在隋朝最早被称为《银蹄金角犊子经》,直到一百多年后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时才著录《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这一别名,而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之名有可能是《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的省称。可见在隋唐时代,此经流传更广的名称应该是《银蹄金角犊子经》。从这一点看,后来朝鲜流传的文本称《金牛太子经》《金犊太子传》,国内宝卷称《金牛宝卷》《金牛太子宝卷》,更后来的民间故事称“金牛犊”“金牛娃”“牛犊儿子”“小花牛”,特别是“金角银蹄牛犊”,等等,这些称呼,都与其源头《银蹄金角犊子经》之名,特别是“犊子”一名的影响不无关系。 与元明时代的《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相比,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最大不同,是文本语言与结构形式的不同。它采用是较为口语化的散文,没有诗偈。如:
犊子语屠儿曰:“我非是犊子。我是栴陀罗颇黎国王太子。我父索其三妻,我母处在小限。两夫人意欲煞我。我不得违二母之意,变作犊子。卿莫煞我。我□之日,必作国王。我作国王之时,使卿金千斤,分国半治,封邑万户与卿。屠儿!愿莫煞我。”尔时屠儿闻犊子作如是言,大忙迫。白言:“丈夫立身以来,煞害众生恒河沙数。小来未见有是银蹄金角犊子语我此言。” 文本结构上,该经采用了佛经常见的“三分”结构,虽然敦煌本《孝顺子》的卷首已经残去不存,但从残存的大部分看,其后面的两个部分仍在,故学者推断其原本应该是标准的“三分俱足”的结构,即前有交代该经讲述的时间地点的部分中间为孝顺子故事主体内容后面有讲经效果及人物来历的揭示。而《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如前所述,虽然点明了佛本生故事的性质,但只保留了故事的主体,且语言已是民间讲唱的韵散结合的形式。从文本结构这一点来看,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三分结构,与《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不类,但与《金牛太子宝卷》的结构却有一些相似。 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在《孝顺子》中,牛犊被招亲的国家是“舍婆提国”,而从《第七地》开始,牛犊招亲的国家都变成了“高丽国”。其余大体相同。 九世纪之后,《银蹄金角犊子经》再未被著录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失传。这个佛本生故事在民间仍以不同的形式传播,比如壁画。五代王仁裕在他的笔记《玉堂闲话》中最早记载了麦积山窟崖的情况,提到:“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犊儿。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其中“金蹄银角犊儿”一名,应当就是“银蹄金角犊儿”的误写;它能够与“散花楼”“七佛阁”并列,也应当与二者一样,是麦积山上的代表性佛窟建筑或内容。“散花楼”“七佛阁”今日尚存,而“银蹄金角犊儿”则不存,从名称内容推测,极可能是指绘制有《银蹄金角犊子经》故事壁画展现释迦如来神迹的一个窟室,故被时人以“银蹄金角犊儿”代称。这说明在五代时期,《银蹄金角犊子经》也还通过佛本生故事画的形式在民间流传。
两宋时期,虽然没有发现《银蹄金角犊子经》流传的直接证据,但我们从现存的明刻本《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的文字,也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笔者注意到,文中写到波利国王的第一夫人殊胜表示要用四季花果迎接国王归来,在偈中称国王为“官家”。我们知道,称呼皇帝为“官家”,宋代比较普遍,元明时代的通俗小说中也有,如《水浒传》就将宋徽宗称作“官家”,后世这样的叫法就少了。这个词出现在元明时代的讲唱文本中,表明它所用的底本有可能出自宋代。这就意味着,收入《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中的“第七地”所依据改编的底本,可能宋代就可能已形成。因此,或可推测《银蹄金角犊子经》在宋代可能已经被改编为民间通俗讲唱文本,并在社会上流传了。 元代泰定五年,《银蹄金角犊子经》的民间讲唱文本经过改造,编入《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作为其中的“第七地”。编入时保留了故事文本韵散相间的讲唱体式,但依照全书体例,只收录了主体故事部分,将原来经文中交代如来讲经的时间地点讲经效果及人物来历的开头结尾部分删去,而归纳为“如来昔日在波利国中为太子”一句,对整个故事性质加以点明。 明代正统戊辰年,“少室山人”对《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进行了重新校勘,删削繁词,由明伊王府的普秀负责刊刻印行,普施于信徒大众。韩国高丽大学所收藏的正是这个刻本。 明清民国时期,随着宝卷的流行,《银蹄金角犊子经》的民间讲唱文本以及《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的故事又被改造为宝卷,称《金牛宝卷》或《金牛太子宝卷》,通过宣卷活动而广泛传播。 就文本结构而言,《金牛太子宝卷》的首尾部分还存有关于故事缘起和结局的交代,与《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更接近,而与《第七地》不相类似;就内容而言,《金牛太子宝卷》中还包含有一些《第七地》中所没有的故事情节,所以笔者推测《金牛太子宝卷》可能是由《银蹄金角犊子经》的民间讲唱文本发展而来,而不是受《第七地》影响而产生。 总之,《银蹄金角犊子经》虽然在八世纪之后没有经文文本传世,但它的故事并未失传,只不过不再沿用佛经的名义和佛经的传播形式,而采用了唐宋以来民众喜闻乐见的讲唱形式,改编为讲唱文本,在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民间广泛传播,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程,远播到朝鲜半岛。
还要说明的是,民间流传的宋李宸妃“狸猫换太子”故事不是牛犊娶亲故事的源头。相反,它是在《银蹄金角犊子经》故事影响的基础上,结合宫廷传说而进行加工的结果,它与牛犊娶亲故事同源,但不是故事主流内容影响的结果,而是同源故事发展出的一个支流。 注释: 刘锡诚《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318-319页。 林兰编《云中的母亲》,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第14-20页。 《哲尔迪莫日根》,孟志东编《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84-89页。 傅惜华《宝卷总录》,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年。 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李世瑜《宝卷综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该照片承韩国高丽大学崔溶澈教授韩云珍讲师拍摄惠赠,他们还热心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朴炳东《佛经传统故事小说的面貌改观》所附汉文图录,亦乐出版社,2003年,第245-337页。 ,安震湖刊,法轮社,1937年。 方广锠《关于的若干资料》,《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第69-77页。 方广锠已指出此点。他说:“《金犊太子》虽经后代加工,成为讲唱文学,形式与佛经不类。”《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 《俄藏敦煌文献》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莫斯科: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8年,第44页;《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5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58-261页。 方广锠认为:“从纸张书写风格等各个方面判断,该卷的抄写年代约为8世纪下半叶,属于唐代写本。”并举出四个武周新字的使用情况加以证明。《南亚研究》1988年第2期,第64页。 方广锠《敦煌写经简析》,《南亚研究》1988年第2期,第60-72页;《关于的若干资料》,《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第69-77页;《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第286-308页。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74页。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第473页。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银蹄金角犊子经》一卷,或云:《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第676页。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第1021页。 方广锠《敦煌写经简析》,《南亚研究》1988年第2期,第66-71页
朴炳东《佛经传统故事小说的面貌改观》牧野和夫齐藤隆信《日本实践女子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24页。 李小荣《“狸猫换太子”的来历》,《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第149-152页;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59-378页。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57册,第258页。 方广锠《敦煌写经简析》,《南亚研究》1988年第2期,第63页。 《太平广记》卷397引《玉堂闲话》。中华书局,1961年,第3181页。 麦积山今存第5窟称“牛儿堂”,其中塑有一只头朝西南卧着的牛犊,旁有力士一脚踩在牛儿身上,被后人认作王仁裕所说的“金蹄银角犊儿”。当是误认。李小荣也推测“金蹄银角犊儿”应当就是“银蹄金角犊儿”的壁画《“狸猫换太子”的来历》,《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第151页。 相关内容,参王晶波《从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到〈金牛宝卷〉》,《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3期,第7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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